麦家 | 世事纷烦 唯文学给人自由

麦家理解的文学精神是给人自由,“在现实世界当中不可能完全自由,但在文学的虚拟世界里完全可以。”

麦家 | 世事纷烦 唯文学给人自由

麦家

1964年,麦家出生在浙江富阳,外公是地主,祖父是基督徒,父亲是“反革命”。

在后来的叙事中,童年的灰暗是麦家难以抹灭的底色:父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批斗,像罪犯一样。麦家不敢出门,害怕别人轻蔑的目光。有一年冬天,窗外的雪花飘到了脖子上,他起身关窗,老师讥讽道——头上戴着三顶帽子还怕冷啊。一次,他和三个同学打架,老师还拉偏架,他被打得鼻青脸肿。他夜里不回家,堵在一户同学家门口,要和他决一死战,父亲闻讯赶来,当着同学父母的面扇了他两耳光,麦家的鼻梁被打歪了。他能够精确回忆起那个时间,从14岁零8个月开始,麦家连续17年没有叫过父亲。

如今功成名就的麦家斜倚在沙发上,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细烟,缓缓回忆起父亲:“他还是有一种隐性的权威”。在那个年代,人与人之间流行互相斗争。父亲不服管,遇见不端正的人,又爱管闲事,结下仇家,吃了很多亏。童年的麦家憎恶父亲的孤傲,如今却开始细数父亲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,“比方说对人比较诚恳、硬气,从来不会坑蒙拐骗”。

在麦家心中,“母亲就像一棵树,从来不动声色”。父亲几度被关押坐牢,在孩子面前,她一直很乐观,总是正常地生火、烧饭,从没哭哭啼啼,从未在孩子面前“流露出一种屈辱,或者不甘”。有一次,他和弟弟正在吃饭,有叫花子来要饭,不知道这是一个被打压的家庭。母亲把麦家碗里的饭倒给了叫花子,让他和弟弟一人吃半碗。

她是地主的女儿,从小有许多清规戒律。幼时,村里人粗鄙,会撕书或作业纸如厕,这在母亲那里是不被允许的。她会吓唬孩子说,“用有字的纸擦屁股,眼睛要瞎的”。乡下孩子在小溪游泳,有时会往溪水里撒尿,母亲也会制止。麦家说,母亲对大自然、神灵都心存敬畏,“她相信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上,还有一个掌控着我们的神灵,所以她能够经受住那些苦难和打击”。

年老之后,疾病成了母亲最紧密的伙伴。2017年,86岁的母亲曾住过六次院, 短则十天半个月,长则几十天。作为她最有出息的儿子,麦家常守在病榻前。母亲会跟他道些家长里短,谁的媳妇生了,谁家老人死了。村庄里的人和事是两个人共同的世界,一个下午便讲完了,两人四目相对,沉默不语。那时的麦家常希望母亲能读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、迈克尔·翁达杰的《英国病人》、福克纳的《我弥留之际》,“如果她读不了,能听,我也可以给她读这些作品”,他希望这些作品中呈现的人生的苦难与宽广,能陪伴母亲度过与病魔缠斗的日子。

1981年,麦家参加高考,被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录取,毕业后,他被分到某情报机构工作。在那里,麦家遇见了日后他一系列重要作品中的那群“无名英雄”。

“提到军人一般就想到的是摸爬滚打,磨刀擦枪,但在我们那里其实不是”。麦家说,这些情报人员都是高智商高学历的知识分子,“身上有迷人的才华”。他们长期夫妻分居,在偏远的山沟里,从事秘密工作,没有姓名。“长期从事这种高度保密的工作,他们内心还是有一定的变形,情感、性格都被异化。有一天回到世俗生活,其实是很不适应的,类似的例子我也见得多”。

麦家说,他只在那里实习了七八个月,和这些情报人员并没有混成一片,也没有对他们了解甚多。“但就像大街上,一个人给你留下了一个目光,这个目光可能永远留在你心里,你会对这个人进行无穷的想象”。这是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神秘关系,有时远远地观看,反而给人留下了许多的想象空间——他会去想象情报人员内心或生活中复杂甚至幽暗的一面。

但一开始,他并没有准备将这一经历融入他的创作。

上高中时,麦家的阅读主要是《创业史》《暴风骤雨》这类红色经典文学。即使上了大学,因军校比较封闭,他能读到的也是苏联小说,或者茅盾、巴金等现代文学。麦家说,在80年代中早期,他接受的文学理念是要写生活,写身边的人,写普通人。直到读了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,博尔赫斯成了他的“文学英雄”。

“博尔赫斯是一个哲学家,是个诗人,是个象牙塔里的人,他的文学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”。看到博尔赫斯也在写侦探小说,写特别的人,麦家开始相信他可以将笔落在自己那段隐秘的军营生活中,这成为日后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等一系列“谍战题材小说”的起点,它们成就了麦家。“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机关,一个窍门,打开以后,你就像接通电源,上路了。”

谈到文学精神,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麦家,停顿了良久。麦家信仰的文学精神有两个尺度。一个是自由精神,“文学就要给人自由,你在现实世界当中不可能完全自由,但在文学的虚拟世界里完全可以。德里达说文学是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的一种建制”。另一个是“真”,“这个世界乱象丛生,很多真实被掩盖,我想给读者或者世人一种真。所谓‘真善美’,真是第一的,没有真善可能也是伪善,美也不过是面纱”。

麦家 | 世事纷烦 唯文学给人自由

麦家

秋天的杭州,湿润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桂花香。在西溪湿地,驱车五分钟,穿过湿地、弯曲的小道,才能在树林掩映处,找到麦家理想谷。这是一个“只能看不能买”的图书馆,进门正中间的书架上,一个小黑板上,白色的粉笔写着“ 谷主麦家推荐书单”。旁边摆放着海明威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、乔纳森·弗兰岑的《自由》、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等等。

《红高粱家族》米黄色的书皮上,贴着麦家写的推荐语:“这是一部横空出世的奇诡之作,彻底摧毁了1949之后中国文学讲述‘革命故事’一本正经的腔调和内容,其利器是暴力和荷尔蒙。国族宏大历史被揉进‘我爷爷’‘我奶奶’的情史性史。不仅如此,《红高粱》充满野性、混杂、黏稠的意象和感觉生生造出一种全新的汉语。中国当代小说,因为有了莫言,因为这部小说,有了新的魅力和出路。”

一楼的沙发上,歪歪扭扭地坐着许多读者看书。二楼则有一间客房,一间冥想室。麦家的助理说,这是“理想谷客居创作人”休息的地方。每年麦家会亲自甄选并邀请一些年轻的写作爱好者,到这里客居创作三个月,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。“文学青年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,需要这个氛围,互相取暖。”麦家说。

一次采访中,麦家曾说写《暗算》时,他闭关六个月。写到后来,发现屋里有老鼠,都舍不得打死,甚至会倒些吃的去喂养它。“因为想到它在陪我写作, 突然对它有一种感情。写作太孤独了,只有孤独才可能听到心跳声。”

在漫长的1990年代,尚未成名的麦家曾经历过无数次退稿,仅《解密》一书就有17次。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,同班的阎连科已经崭露头角,时常在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等杂志上发小说。麦家说,那时自己还是一个写作的游子,没有真正掌握写作技巧,阎连科还帮他拉过一个小说的框架。

有一次,麦家讲了自己的想法,第二天阎连科就给了他两三千字,“说这个小说按这个方向写”。漫长的退稿期,阎连科帮他介绍过出版社,他们有时写信,有时打电话交流。“可能一个电话就把心结放下了。没有这么一个朋友,没有这么一个氛围,没有这片土地,你很可能就彻底枯掉了。”

品尝过寂寂无名的滋味,如今的麦家更愿意去帮一些年轻的写作者。

2013年,有一个山西农村的小伙子在理想谷客居创作。多年以后,有一天,他忽然扛着几十斤小米来看望麦家。坐下来聊天时,麦家问起他的近况。这个年轻人说,他每天在农村的家里读书、写作。麦家听了疑惑,“那你靠什么维持生计呢?”年轻人说,“农村的生活很简单”,村里像他一样的年轻劳力都出去打工,许多耕地荒芜了,他便自己找了一块地,种些小麦和蔬菜,过着完全古典的耕读生活。村里许多人说他不正常,“疯了”。

麦家听了感动,“那真的是破釜沉舟,孤注一掷。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不能写出东西来有巨大的偶然性,我既欣赏他,也替他担心。”

在理想谷客居的年轻写作者里,只有北京门头沟的碧珊和成都的王希最后成功出版过作品,“现在出一本书很难,出版后要被人关注,就更难了,你没有形成所谓的名气”。但麦家依然愿意给他们机会。

好几年前,麦家曾经在《当代》杂志上看到一篇稿子,觉得写得挺好。有一次碰巧遇见杂志社的编辑,猛夸了这篇作品。他和那位作者素不相识,后来,编辑转达说,“麦老师在夸你的东西”,这位作者很激动,把自己其他的稿子发到了麦家邮箱。麦家看后,向杂志社推荐了他一个长篇, 一个中篇,中篇在《人民文学》发了头条。

“这个人现在名气很大了,我也不想说是谁。”麦家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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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家

谈到21世纪后,严肃文学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渐边缘化,麦家和大多数作家的悲观不同,反而显得很豁达。“上世纪80年代文学就是中心,作家就是明星。那个时代文学要承载的太多,要为政治发声,要为底层发声,甚至要为潮流发声。这不正常,对文学也不好。我觉得当你处在中心的位置时,很难写出好作品,像旋涡中心起不了浪花一样。”

《时尚先生》采访拍摄的前一天,麦家刚从法国回来,还没倒过时差,化妆师给他化妆时便睡了过去。这个下午,麦家换了四五套衣服,白色的棚里,十多个人围着他,引导他放松,更自然地拍摄。他说,“我就适合闭眼拍”。他拿着手电筒四处探照,录视频,坐在沙发上念信。收工时,已经快5点。工作人员都离开后,麦家长叹一口气,“这样的一天好无聊啊”。

作为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作家,麦家身边显然有很多“干扰项”。但在名利场的中心,麦家始终在有限的空间内,传播他的价值观,不吝惜对年轻人的帮扶和提携。

他办了一个微信公众号,叫《麦家陪你读书》,有将近70万的粉丝。他列了一个计划,20年读完古今中外一千本文学名著。为此,专门组织一个团队,负责公号的运营和包装,找人编辑、配乐、朗诵,每天都更新。

今年4月,《人生海海》在北京举行发布会,饰演电视剧新版《风声》的台湾男演员杨祐宁也曾到场,这是他和麦家第一次见面。杨祐宁说,刚拿到剧本时,他的内心是拒绝的。因为《风声》电影他起码看了七八遍,太深入人心了。麦家却说,“我看到他一个眼神,就知道他会演戏,能完成好吴志国这个角色。”

那时他在家观看剧组剪好的片子,花了一天一夜,中途睡了3小时,第二天继续看。看完后,他给制片人打了4小时电话,其中至少半小时在夸杨祐宁,说他的台词是有感情和温度的对白。

作为一位严肃作家,他甚至无意间闯入了粉丝文化中。近期,在豆瓣粉圈聚集的小组,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高票贴,是麦家、杨洋、莫言、沈腾并称的“军艺四帅”,要不要把沈腾换成沙溢。但当记者问他,如何看待饭圈话语时,他面露疑惑,沉默了很久。一旁的助理解释,“老师不知道饭圈是什么意思”。

当然,这没什么重要的。对他来说,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在世俗生活中快乐起来,“一个人,如果能够在世俗生活当中很轻易地得到快乐的话,他肯定不想去写作”。